安娥田汉:分开20年结婚20年兜兜转转我们的心原来未离开过

  1905年,安娥出生在一个富裕而开明的家庭。父亲张良弼是清光绪年间的举人,青年时获清廷官费留学日本,思想先进,重视教育,曾在保定开办私立民生学校和保定女子师范学校,他被誉为河北省工业职业技术教育的先驱。正因为父亲是干教育事业的,安嫦很轻松的就进入到父亲创办的学校读书,然而安娥这书读的非常“叛逆”。

  1920年,安娥进入保定二女师附中读书。这所学校的教学宗旨是培养出贤良淑德的大家闺秀,但安娥却偏偏成了“不良少女”。因不满学校不合理的校规和女学监的辱骂,才上初一的安娥便领导全班同学罢课闹。安娥所反对的这位女学监还是她母亲的结拜姐妹、父亲的老朋友,但安娥没有丝毫的顾及情面,罢课行动一直持续到这位40多岁的女学监向校长辞职走人才结束。

  1921年,安娥跟随父亲来到北京,在李大钊创办的女一中就读。1923年,安娥考入国立美专西画系。在美专的那几年,安娥积极奔走于,曾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的,并成功赶走了美专学校校长。

  一次偶然,安娥从报纸上得知成员惨遭迫害的消息,同学的惨状深深印刻在她的脑海,她觉得自己不能再坐以待毙。“走吧!走吧!只有走!”一个强有力的声音在她脑海里回响。趁着母亲外出探病,安娥提着一个包裹,毅然而然逃出家门,踏上抗战的道路。

  1926年,安娥受李大钊派遣,到大连从事工人运动。不久又被组织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安娥第一次接触了情报工作,也由此开始自己的特工生涯,“安娥”就是做特工时的化名。

  1929年,学成归国的安娥被安插在国民政府常驻上海“中央特派员”杨登瀛的身边担任秘书。她的主要任务是将杨登瀛各方收来的消息,认真研读,精心挑选后,将有价值的情报及时抄送给陈赓,再由陈赓汇报给上级。这些重要的情报使得任弼时、关向应等许多抗日志士化险为夷。

  那时的安娥只有24岁,却表现出常人所不具备的镇定和成熟。她一天需变化多个身份,一会是衣着华贵的秘书小姐,一会是住在亭子间的女工,一会又成了大学里意气风发的学生。她的工作行踪神秘且危机四伏,然而她从不畏惧,从不退缩。她不甘被践踏,遂踏上征途,直面敌人,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

  在安娥担任特工一职时,田汉已经是左翼作家,各方面来往的人很多。他在上海享有很大的名气,是各党派争取的目标。安娥奉命与田汉相识,第一次见面,两人便留下很好的印象。

  田汉见安娥清秀的眉间颇有几分英豪气,不卑不亢,举止大气得体,故而很是欢喜。这以后,安嫦经常带着自己所写的一些作品来找田汉谈心。没过多久,美丽、热情的安娥渐渐以她的思想和才情征服了田汉。田汉也在安娥的影响下,开始将自己的笔触扩大,关注更多现实社会问题,甚至加入了“左联”,并申请入党。这也就表明安娥已经成功完成争取田汉的任务,但频繁的接触与交流,急剧增进了两人的感情。

  1930年秋,南国社被查封,田汉不得不先行隐退,苦闷之际,安娥像一团火,灼热了田汉的心。这一年,两人正式同居在一起。

  然而,在爱情面前不可能每个人都是称心如意。与田汉保持5年恋爱关系的林维中由南洋归国。她曾在南国社创立之初赞助过田汉的事业,而且早已被田母默认为儿媳。重诺践行的田汉,爱安娥,又不想背弃林维中。最终田汉还是决定遵守盟誓,与林维中完婚。

  安娥,这个激发田汉文艺创作的灵感之源,这个已经怀上田汉孩子的痛苦女人,还应了田汉之邀,为他们寻找结婚的婚房。那些天,她几乎天天拖着几个月的身孕辗转于潮湿的弄堂里,心想一定要为自己心爱的人和他新婚妻子找到一处合适的婚房。

  安娥爱得果断也爱得洒脱,当田汉最终选择与林维中结婚时,她没有做任何挽留,反而痛快地选择放手。她没有讨要任何补偿,即使自己怀有田汉骨肉的情况下,也没有以此作把柄捆绑田汉,反而在孩子出生后将儿子送回保定,交由母亲代为抚养。过后却告知田汉:孩子已死,无需挂念。

  爱情的绝望和痛苦使安娥决定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战事业。她四处奔波,忙碌于左联下属“音乐小组”的组建工作。在小组中,安娥渐渐展露出她在音乐方面的才华。

  在进入上海百代公司歌曲部后,安娥创作出了家喻户晓的《渔光曲》、《卖报歌》,其中她参与作词的《打回老家去》被认为是仅次于《义勇军进行曲》的救亡歌曲。歌曲中的一段歌词气势高昂——“打回老家去”一度成为了抗日口号。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安娥辗转到大后方重庆,与宋美龄、等女巾帼一起为战时儿童保育会的筹建四处奔走。1939年底,受李宗仁任司令长官的第五战区政治部的邀请,安娥以《广西日报》特约记者身份,赴第五战区鄂中前线采访。在途中与第五战区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相遇,每到一处,她们总是配合默契,史沫特莱负责提问,安娥负责翻译和记录。

  短短三个月里,她们的足迹踏遍了前线的山地、平原和湖区。一开始,安娥身体不能适应,曾经吐血病倒。可没休息几天,她就重返战区,追上史沫特莱的脚步。1940年1月,史沫特莱从第五战区右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处得到了前往新四军驻地采访的通行证。

  第二天,他们便启程前往大洪山。大洪山是楚北第一高峰,她们顶着雨雪交加的恶劣天气,跟随向导跋涉在攀藤拔棘的山路,山道非常险峻,全靠步行,迂回兜转三天,终于抵达了前线的纵深部队处。

  在极端艰苦的战争条件下,战时报道比金子还贵。两人的采访结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史沫特莱的《中国的战歌》,它真实、及时地向全世界宣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为中国争取到更加广泛的国际援助。而安娥的《五月榴花照眼明》则以日记体访问形式,真实记录了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真实生活,成为研究新四军的重要史料。

  1937年撤离上海的时候,在由上海辗转到武汉的路上,她与田汉有过一次相遇。成婚以后的田汉似乎并不开心,安娥告诉了他:“孩子尚在,并且长得很高。”当时,田汉的妻子住在重庆,而他和安娥住在武汉,两人密切配合,出席各种活动,无意间的暧昧又重燃了昔日的火热。

  1940年夏末,安娥由第五战区司令部驻地老河口经安康到达陕南城固,见到了逃难至此的母亲、哥哥一家和儿子田大畏。目睹战火中许多家庭支离破碎、流离失所,安娥决定先将儿子带回重庆安定下来。

  1948年,田汉与林维中早已离异。经历了20年的风风雨雨,安娥终于和田汉光明正大走在一起。知己厮守,必然就要干一番作为。安娥将田汉的大量剧本改编成了越剧剧本,田汉则为安娥的诗歌作序,为她的作品润饰文字,夫妻二人在文学创作上可谓珠联璧合。

  1956年,安娥在郑州观摩豫剧演出时突然晕倒,中风不语,半身瘫痪。儿子田大畏回忆:父亲始终鼓励母亲别放弃,同病魔做斗争。父亲给母亲找最好的医生,给母亲读报、读文件、读国际形势。为使母亲不完全脱离文艺界,父亲无论到外地参观游览还是观摩演出,都尽可能带着母亲。”当时,田汉的处境很不好,心情也很压抑,即便如此,他还是多年如一日,找来故事和笑话,耐心地读给安娥听。

  1956年到1961年之间,田汉经常写信给安娥。一次,在广东养病的安娥勉强用左手写信给田汉,田汉收到后无比高兴,立刻回信说:“知道你又顽强地在练习用左手写字,我多么高兴。”后来到了1963年,田汉自己也因病进了医院,但在病床上仍不忘叮嘱在昆明疗养的安娥安心养病,“亲爱的沅:我的病好转,勿虑。听说你安心静养,我放心。”

  七十年代,田汉被分配到顺义牛栏山参加“四清”。行动不便的安娥总要陪田汉到车站,目送他离去。有时甚至拖着病残的身子,到郊外看望田汉。可惜最后,连这样苦中有甜的相处岁月,还是短了一点。

  1968年12月,田汉在大潮中被,安娥的头上也背负了不好过的成分。1976年8月,唐山大地震之后,安娥谢世于长隆福医院。

  一位在战火年代走出来的红色才女,她竭尽一切去争取自由,甚至不惜与父亲断绝关系,这使她在抗战事业中留下光辉一笔。国难当头,女性的责任不是治家,而是救国,安娥的一生在这个使命上无一刻松动,一路高歌猛进,贡献无可置疑。但归于寻常的儿女感情来说,她又活得委屈、疲惫。到头来依旧选择了田汉,这是原谅吗?或许,他们由始至终,心就没有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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