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张床，簇拥在一起，并排放在一个30多平方的小房间里，张惠康指着当中的一张床慢慢地说道：“喏，这就是我的床。”顺着手指看过去，床头的“29”字样格外醒目。
年纪稍微大点的球迷，对张惠康的名字应该不会陌生。在上世纪80年代末，张惠康是中国足坛上赫赫有名的国门。作为高丰文那届国家队的主力门将，张惠康的名字不幸和悲壮联系在了一起。1989年世界杯外围赛，中国队在新加坡最后一战被卡塔尔封杀出局，当时站在中国队门前的那个人就是他，张惠康。
见到张惠康是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新三病区的走廊里，在护士对着病房喊了声“张惠康，有人来看你”后，不到5秒钟，张惠康就出现在了铁栅栏的门口，远远看去，他的身形有些发胖，佝偻着背，走起路来左右摇摆，步幅很小。走近时，一张微微发胖的脸颊映入眼帘，尽管眼神有些迷茫，反应略显迟钝，但从外表上看，张惠康和平常人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唯一不同的是那件蓝白间条的病服，上面写着的“精神”两字清楚地提醒人们，眼前的张惠康已经今非昔比。
“他现在比刚进来的时候好多了，话也会说说了，除了有些迟钝，反应有些慢以外，他的病情还是比较稳定的。”负责张惠康病区的护士长刘琼说道。“刚进来的时候，他很紧张，一句话也不说。有一次上面来检查，随意抽查病人，正好就点到了张惠康，结果他紧张得不得了，一再跟我说能不能不去，那会儿他特别怕陌生人。”据护士透露，张惠康得病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和他内向的性格有关，“他经常跟我们说，自己发病是因为在到香港南华队踢球的那段时间太压抑了，没人说话，环境又陌生，加上性格内向，所以抑郁成疾。”
从每天早上6点起床，到晚上8点睡觉，除了吃饭和治疗，张惠康几乎都在自己的床上度过，他已经习惯了自己的那个空间。所以尽管情绪好了很多，但面对一个陌生人，张惠康看上去还是有一些不自然，神态很拘谨。“我蛮好的，谢谢你们关心。”说这句话时，张惠康的手一直不停地在搓着衣服，那双曾经化解了无数次大力射门的大手还有些发抖。
“没关系的，你放松些，就是聊聊天。”听了一旁医院工作人员的劝慰后，张惠康才稍微松缓了下来。“这里的医生和护士对我都挺好的，我现在还是在吃药，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从言语中，可以看出张惠康对外面世界的渴望。医院也认为张惠康其实可以出院了，但由于作为他监护人的弟弟现在不在上海，因此张惠康要想出院还要一段时间。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只有聊到足球时张惠康才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笑容。但当被问起“现在是否还经常回忆起以前的踢球情形”时，张惠康愣了愣，认真地思考了一会，缓缓说道：“不会了，都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没什么好想的。”由于长期服药，张惠康的记忆力比以前下降了不少，以前自己参加的一些比赛甚至好些已经记得不清楚了，不过他仍然记得那两场让他刻骨铭心的球赛：在新加坡打比赛时，张惠康上场两次，结果中国队都输了。
尽管一些往事正在渐渐从张惠康的脑子里散去，但看得出张惠康对足球还是充满了不一样的感情。可以说，除了足球，张惠康基本上没有其它的爱好。闲暇时光，张惠康也经常看报纸、电视，对足球圈的事情知道得比较清楚。尤其是说到现在的上海足球，张惠康眼里竟闪现出一丝难得的兴奋，“我们这里有电视，可以看到申花和中远的比赛。昨天晚上我还看了中远对四川的比赛。”“最后几比几啊”，旁边有人插问，范志毅之父去世“2比1，中远赢的。”张惠康的回答快速而肯定，声音也比刚开始时大了不少，语气和口吻跟刚才的唯唯诺诺判若两人。
前年张惠康受人之邀，参加了一个业余足球赛。最后还帮助那个队夺得了冠军。但发病后，张惠康几乎没碰过皮球，身体也日渐发福，自从住院后，张惠康除了走路和做些功疗（一种用做工来治疗的方法）外，几乎不运动。足球对他来说，已经成了一个渐渐远去的梦。
和张惠康同一批的像柳海光、李中华、唐尧东这些国脚，现在几乎全都下海经商了，这些张惠康也知道。但足球带来的差异并没有让老实的张惠康有什么不平，“他们现在都很好，我和他们是不能比的。”说这话时，张惠康的表情稍微有些落寞。张惠康在足球圈的朋友不多，但有几个人的交情很不错，这其中中远队领队桑廷良是最关心张惠康的。护士告诉记者，每隔一段时间，桑廷良都会来医院看张惠康，只要是他来，张惠康的心情就会很好。“就是那个黑黑的老头，经常来看他，有几次我都是看见吴承瑛送他到门口的。”
从1993年正式退役到现在，张惠康日子一直过得很清苦。张惠康的单位是在市体育运动技术学校，每个月能拿的就是900块钱的退休工资，他七十多岁的老父母也都是退休工人，两个人一个月加起来也只有1000出头，而最拖累全家的就是张惠康的这个病。从退役后发病到现在，张惠康住了三次院，其间张家一直都在为张惠康的这个病四处奔波，仅有的一点积蓄也早已花光，说到儿子，张惠康妈妈的话里充满了无奈和心酸，“没办法，如果没有我和他爸，他出来也养不活自己，谁让这是命啊。”
为了要攒钱给张惠康治病，张惠康的母亲在自己家的楼下开了个卖彩票的小卖部，每天早上5点就出门，晚上11点才收摊，“现在超市多了，小摊没什么生意，但这又有什么办法，有他在，我们总得苦一点，十几年的时间都已经过来了，也不在乎了。”前几年，张家听说贵州那边有治精神病的特效药，很管用，全家人费了很多周折硬是把药弄到了，1000多块1两，一下子买了1万多，但最后也没什么效果。说到这个，张惠康的妈妈禁不住老泪纵横，“只要听说有什么法子，我们都试过了，就是不管用。我也不知道这样的苦日子什么时候能到头。”
“我和他爸爸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他出来以后怎么办，他现在毕竟才40出头，以后的路还很长，我们都老了，也就是想帮他找个工作，给他留条后路出来，他现在要是没人帮忙的话，是过不下去的啊。”说到这里，张惠康的妈妈又一次泪流满面。
告别张惠康时，已经过了医院吃饭的时间，护士端上来一碗菜和一碗饭，张惠康笑了笑，转身走进空荡荡的饭堂，从外面看，高大的背影显得格外孤独。
一位原本可以享受无限风光的国门，因为身体原因，从荣誉的巅峰跌到了谷底。张惠康走过的人生轨迹折射出的是体育职业化的一个特殊缩影。联想到之前的才力、曲乐恒，三个人命运不同却同样悲惨。正如张惠康的护士所说，张惠康就是出院了还需要全社会的关心，“这对他身心的完全康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那些对中国的体育事业作出过贡献的人，我们应该奉献出我们的爱心，这对他们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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